官网地址,书籍设计的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如今的书籍设计已不能停留在做书的外包装上了。有人提出改书籍装帧为书籍设计不无道理。装帧一词源于中国古代,意思是把一帧一帧书纸装订起来,这符合当时简单的书籍生产工艺,而如今就显得含义上的狭窄性和不全面性了。装帧一词的英文为DECRATION,其含义是装饰、修饰、打扮等。如果装帧只是为书打扮的话,就远没有表达出书籍设计的真正内涵。国外使用BOOK
DESIGN一词就比较准确,它强调书籍设计是一个构思的过程,不但涉及到文字,还涉及到图形、色彩、纸张、工艺手段等一系列要素。

内在美和外在美完美融合才能产生形神兼备的书籍艺术魅力。古人总结了神气、骨法、用笔、传神、置阵、模写绘画六法,其中最看重的是神气(即精神)。好的书籍设计必然气韵生动,这种神气贯穿于书中,令人赏心悦目。书籍的设计已不能只顾及表皮,还要包含全方位整体形态的渗透,这是当今书籍设计的基本要求。

一本书的设计虽然要受书的内容的制约,但也不是这一本书简单的外表包装或图解。设计者要从书中挖掘深层涵义,用理性去探寻书中的文化内涵,梳理各类设计要素,构思恰到好处的格式,注入感性的设计语言,进行书籍美的再创造。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让读者从书籍的外观到内容,从触觉感受,视觉效果和阅读领悟中得到充分的享受和满足。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书的设计者有奇巧的设计意念并对书内容具有敏锐的感悟力,而这种感悟力的具备和设计意念的形成则取决于设计者所具有的文化底蕴。

搞书籍设计一定要读原著,领会书中奥妙,懂得作者所云,所思,这样才能赋予设计形象以灵性。书籍设计决不是图解式的,不是《白毛女》就画个白毛女,《红灯记》就画盏号志灯。设计讲究含蓄、蕴藉,意到笔不到,让读者通过自己的文化积淀,情感体验,去完成设计的终极形态。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灵魂,自身的个性,有的设计家称之为生命体。因此,设计者首先要触摸书的灵魂,把握书的个性,了解文化内涵,锤炼设计意念,然后把设计对象看作是有骨骼、肌肉、血脉、呼吸、性格、魂灵的生命体,用形象、色彩、符号、纸张的变化把设计对象的生命韵律表现出来。书籍的内涵与书籍六面体的形态的有机融合才产生了能让读者赏心悦目的书。

从一部原始的稿子到富有表现力和文化内涵的书的产生过程,对设计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但要求设计者有造型学、色彩学、设计学、工艺学的基本功,还要有美学、文学、历史、艺术等修养,将自己的文化底蕴渗透进设计中去。

设计者的文化底蕴是靠多方面积累的,一个是本民族的文化,另一个是外国的文化。中国五千年的古代文化,古代的书籍装帧,在书卷气、柔美、书的精神气质方面,以及点、线、面整体形态上和独特的版式格局上等,都有许多养分供我们吸收。19世纪英国的莫里斯开创的书籍设计新时代,德国的包豪斯倡导的构成主义设计理念,至今还让我们获益不浅。20世纪下半叶日本书籍设计的崛起,给我们的冲击波,至今波光荡漾。

此外,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派绘画,它通过把客观事物提炼并转变成为人类情感的象征形式,来表现一个物体的抽象概念,在令人费解的画面背后,给人以一种潜意识的震憾和激情。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它注重通过色彩,情绪,意识表现人类的内在精神世界,传递给人的是跌荡起伏的真情实感。提出创作的真正价值在于传达内部的信息。艺术并不向人们提供可见的事物,而是使不可见的事物成为可见,这和书籍设计的理念是完全相通的。还有雕塑的语言、舞蹈和音乐的美,诗词的韵律,建筑艺术等的借鉴,也同样能使书籍设计语言丰富起来。

书籍设计要有书卷气。什么是书卷气呢?我的理解是文化品位,即由书中透出的文人气息、文化含量的多少。不可否认,书是一种商品,书籍的设计也是一种商品包装的设计,都要让购买者尽快地了解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都要打动购买者的购买欲,促使书实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书自从商代刻写在竹木简上的简策,到纸张的发明,活字印刷的出现,到现代书籍的问世,书籍一直是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它的文化内涵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书籍作为特殊的商品,它有别于商品广告的瞬间效应和形象刺激,如果设计者忽略了这一特殊性,而把书一味地往商品化方面设计,把书的文化属性商品化,就很难有书卷气可谈。目前,充斥在书摊上的有些小报,期刊,虽然色彩华丽,形象夺目,却令人目不忍睹。可以说,这样的小报,期刊的设计者无形中是在制造文化垃圾。对书籍设计者而言,外表的装饰美固然重要,而内在的气质美才更意味深长。

书籍设计要有时代气息,要随着不同的时代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要有时代感。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书籍设计者要有新锐的设计观念,设计作品要有跨世纪的风采,而不是观念陈旧,手段落伍,老气横秋,使新时代无形中倒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使是设计古代典籍,也不能一味地照搬当时的传统,而应该用现代的设计语言,更高层次地表现传统。

在进行书籍设计时,我们过去经常提到文字的表达与内容的传递的关系,而忽视文字符号自身的表现力对书的文化内涵给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这里所说的文字符号自身的表现力不仅是指字体、字号的变化,还有文字的组合、排列、疏密有致,留白的尽在不言的作用等等。在表现设计意念时,有些文字需要特别大,有些字就需要特别小,字体、字号的变化包含了很多思想意绪,它表现了书的文化气质,随着书的内容变化而变化。例如,古典书籍如果用黑体字就远不如用仿宋体更恰如其份,而书法题字如果用在西方翻译小说的封面上,一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

书籍内容是通过文字表现出来,书籍设计如果没有把文字这个最重要的元素表现出来,是对设计元素的一大浪费。我们有许多封面的设计沿用了固定的标题位置,横则上方三分之一处左右居中,竖则右上角一溜而下,或者哪儿有空白搁哪处。中国人创造的富有想象力和表现力的文字,为什么到了日本的设计家手上就能随心所欲地伸缩自如、千姿百态、变化万端,而我们自己则循规蹈矩的不敢越雷池半步!

无字天书虽然无字,但却充满了意绪,而道家独创的合体字①(文字符号)更不能不说是别出心裁。厦门郑成功纪念馆中的漳州军饷银币上的朱成功②
一字的设计。招财进宝③一字的巧妙组合都说明了我们的祖先是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今天的设计家为什么对文字却束手无策呢?

最近看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LNWZ书籍设计四人说》一书,书中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令人陶醉。它即是一本书又是一件艺术品,集艺术性、观赏性、文化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身,令人爱不释手。其中
④一字的创造是大胆的尝试,独具匠心,很有字味,很有内涵,令人振奋。

还有色彩,它所表现的文化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比如,中国人喜红、黄色;法国人喜红、蓝、白色;德国人喜黄、黑色;澳大利亚人喜欢绿色等等。这些都表现了色彩赋予的文化属性。张艺谋的《红高梁》,那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经典的红、黄色调,充分表现了黄土地上沐浴着古老黄河文明的中国人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极具民族性,准确的色彩定位使影片给人强烈的艺术震憾力。书籍设计也是如此,怎样用有性格和情绪的色彩来表现内容呢?这是一门值得研究的课题。或强烈、或柔和、或冷、或暖、或悲怆、或欢乐、或抑郁、或明朗。书中的情感世界,喜、怒、哀、乐,可随设计者的画笔倾注;书中的精神世界,酸、甜、苦、辣,可用设计者的色彩渲染。设计者的文化底蕴,理解力决定了对书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

纸的表现力也不可忽视,如何选用纸张也能体现设计者的文化品味。首先,纸的选用可以体现书的文化气质。比如线装书的宣纸,毛边纸的选用,使书籍更为古朴、典雅。过去印画集多选用有光铜版纸,即影响画面视觉效果,亦欠含蓄,选用亚光铜版纸印刷之后,让人感到稳重、雅致。纸张是没有文字的语言,毋需图像的绘画,用得好能使书籍的文化内涵更加厚重。

书籍设计走到今天,迎来了新兴的电子时代。电脑的出现给书籍设计带来了划时代的革命,它极大地丰富了设计语言。电脑使设计者更便捷、更直观、更自如地运用电脑所提供的各种设计手段进行创作,它为设计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设计空间。但是设计成功的关键还取决于设计者本身的文化底蕴和知识面,因为电脑并不能代替人脑,它还是要由人来掌握,操纵。设计语言丰富了是一回事,如何选择最适当的语言,准确地表现设计意念,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各种电脑功能,比如金属字、浮雕体、卷页、晕边等如果运用不当,照样会损害设计。现在有一种现象,设计者被异彩纷呈的设计手段,五花八门的字体效果所激动,在设计中拟乎不多用几种电脑特技,就显不出电脑的优势,然而却忘记了书籍设计的根本,即文化属性,不自觉地使书的设计商品化。所以,在学习电脑设计语言,掌握电脑设计所给予的新方法
的同时,仍然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断吸纳新知识才行,这比学习电脑设计更重要,是每一个设计者都应该花气力去做的。

如何使自己的书籍设计更具有文化品味,更具书卷气,如何使书籍的系统工程,通过设计者的感性和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成功构想,如何使书籍设计的外在观赏美和内在功能和谐美的统一,都需要书籍设计者所积累的文化底蕴,所具有艺术素质和所拥有的设计能力。目前摆在书籍设计者面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更新设计观念,充实文化知识,调动一切设计元素,运用一切设计手段,使经过设计的书籍即能体现本身的文化气质,又能在图书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本文是笔者多年来,从事书籍设计工作的一点体会,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目的,笔者就感到欣慰了。

注释:

①意思是玉炉烧炼延年药,正道行修益寿丹。相传为太上老君天书联语,在国内许多道观可见。


郑成功铸造的漳州军饷银币上有这奇特的花押图案。据郭沫若先生考证为朱成功三字的合书。

③ 招财进宝四字的合体字,在贺年片上常见。


见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LNWZ书籍设计四人说》一书环衬,此字为吕敬人、宁成春、朱虹、吴勇四位书籍设计家姓的合书。

孙志纯

1997.3.20

该文发表于《出版广场》1997年第4期,《出版研究》1997年第8期、《编辑学刊》1997年第5期全文转载。获1997年第六届华东地区书籍装帧艺术年会论文一等奖,并入选历以宁、许中田主编的《中国改革发展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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